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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建筑的文化阅读  

2009-05-19 19:06: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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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划沈阳》之二

沈阳建筑的文化阅读

 

余英/潘文大

 

   如果说房屋是社会的符号,建筑是民族的史书,那么当人们走近它时,就有机会微观一个时代的命运。有人说,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读图”的时代,而不是“读书”的时代,但图和书原本是不分的,时髦的读图者却未必能比传统的“书生”读出更多的味道。倘若真的想“读”出新东西、新境界,人们不妨去读读城市的空间,那些只要一睁开眼睛、一迈开脚步就可以感受到的空间——建筑。

 

   由于国人的特殊心理和地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沈阳最大的当属港台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当沈阳开始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之时,香港高楼密集的都市风光作为“现代化”的典型图景,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沈阳房地产开发商竞相仿效的对象。——当然,香港对沈阳的深刻影响,不止于作为现代化的文化象征,而主要靠巨额的商业资本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为沈阳留下了直接的印记。

 

   在沈阳,一度如同北京一样,对高度的竞争近乎于悲剧性的。以往开阔舒缓的平面布局和辽阔无碍的天际线,正是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古都的基本特征和文化性格的体现。八十年代中期,混乱无序的商业开发,致使在紧邻故宫的旧城核心区内,出现了一些与该区域风格、色泽、性能、完全不同甚至造型怪异的高层建筑,成为人们毁誉参半的话题。与此同时,各类披着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接踵而至,严重破坏了沈阳城传统的天际线和城市景观。今天,无论在中街、北站还是五里河四望,除了受桃仙国际机场航线控制下的区域外,到处无不是林立的高楼,而且还在争建所谓的“东北高度之最”。面对这些鹤立鸡群般的建筑,很容易让人们想起供职新加坡建屋发展局达20年之久、先后任新加坡城市重建局、新加坡规划局首席行政长官和总规划师、现为包括北京市在内的中国多个城市规划顾问的刘太格对于上海浦东一些建筑的评论:“浦东有不少很好的建筑,却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群城市中的孤岛,街坊与街坊之间缺乏密切关系。”他甚至这样描述对上海陆家嘴高楼群的看法——“对人不友善”。

 

   在专家们的眼睛中,城市是“一本打开的记事簿”,记录的是一个城市在各个特定时刻的文明进程。而规划师和建设者则是这本“记事”的写手,他们不能为了短期效应而改变或放弃建筑的总体原则。政府作为规划审批的主宰者,如果没有远见,只希望做短期行为,那么所有的建筑不但会雷同,而且会“短命”。

        

   “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有它特殊的身份”,但是在中国,无论是做为首都的北京市政府、县级小城市的市政府,还是乡村小镇的镇政府,政府大厦都前面一个大广场,广场前面是一条很宽的路。沈阳也未能例外。

 

   在国外,特别是在欧洲,则有很大的不同。欧洲的大城市有大城市处理方式,小城市有小城市的特色。绝不像中国城市的建筑,完全缺乏独特的个性和身份,千楼一面的建筑比比皆是。

 

   更为可怕的是,一些建筑宛如患了“穷人病”,自信心严重不足,表现为整体规划不管民情地理条件合适不合适,一律照搬巴黎或华盛顿城市设计的模式,看着让人觉得非常的心痛,中国数千年的建筑艺术似乎都成了过时的垃圾被抛弃。

 

   目前沈阳普遍盛行的模仿欧陆式建筑,在中国多个城市规划顾问刘太格博士看来,这些都不过是在东施效颦,弄巧成拙。因为欧洲各国传统建筑的特点,通常都是非常简约而又高度重复。它们的街道和橱窗陈列、随处可见的雕塑、风景以及街道设施,如长椅、路灯都经历了上百年而不变。正是这些写满沧桑的建筑和设施,给城市注入了活力及内涵。而我们在建筑上设置的许多装饰和符号,有些是毫无艺术可言的雕塑,有些是拙劣难看的广告灯箱,都因材料廉价做工粗糙致使很快被风雨侵蚀变得丑陋而破败。

 

   在首都北京,面对高度这一控制最强烈的挑战,最典型的例子,是来自香港李嘉诚所属集团在王府井路口建立的那座号称亚洲最大商业性房地产建筑群——东方广场。

 

   斥资20亿美元,建造面积达80万平方米的东方广场,原设计方案东西宽480米,建筑高度70多米。而近在咫尺的天安门高度为35米;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度为38米;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高度为31米,最高处才40米,总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这意味着,这座体量4倍于大会堂、高度2倍于大会堂的庞然大物将使天安门广场上所有标志性建筑变得矮小,导致城市中心偏移,从而打乱历史形成的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首都城市格局,由此招致海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的批评。作为妥协的产物,东方广场终于被拦腰截断,呈现粗壮矮胖的身姿(经修改降低高度和容积率后,仍近40米高)。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东方广场西侧建于七十年代初的北京饭店新楼。它也是经修改设计后被“裁短”的产物,原因是出于对中南海安全的考虑。两者命运相同原因却大不相同,可以明显看出社会的进步。

 

   早在七十年代末,被称为建筑界“持不同政见者”的建筑大师张开济,就明确指出“现代化不等于高层建筑”。他主要反对内地住宅建设盲目仿效香港超高、超密的模式,兴建“塔楼+梅花桩”式小区。事实上,高层住宅确实由于造价高、使用系数低、能源消耗大、经营费用高、因朝向问题造成大量““阳光贫困户”,以及不利老人、儿童户外活动和邻里交往等诸多问题,在许多国家已被控制和禁止建设,一些国家甚至大力拆除几十年前建造的此类建筑。正如十几年前沈阳各大十字路口的“新加坡”立交桥。

 

   一些高层建筑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大规模解决住房问题的必然选择,日本、香港均是在这一压力之下选择了这一模式,并以令人窒息的密集高层住宅群换取了较为疏朗的整体生存环境。但正如有识者所言,超高、超密的香港模式并不是某种建设理念的产物,而是前港英政府在住房问题上任由市场力量主宰,爆炒地价至离奇的程度,房地产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产物。它损害的,正是大多数普通市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利益(详见1998年9月2日、9月9日、10月7日《北京青年报》讨论文章)。

 

   这恐怕也是当下正在沈阳发生,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城市建设为房地产开发浪潮所牵引,不受制约的商业化正在成为主宰城市命运的决定性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不同民族、国家城市建筑风格的任务更为复杂艰巨。

 

                              20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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